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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與機器的合體之路,可以走多久?

            段偉文 原創 | 2021-05-11 18:12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焦點關注

             

             

            1968年,鮑德里亞在《物體系》中寫道:我們的技術文明,是一個既系統化又脆弱的世界。但不無吊詭的是,這種脆弱的文明一直呈現出某種指數增長趨勢,人們甚至開始相信,借助科技的力量可以成為某種超人類或者后人類物種。進入21世紀以來,納米、生物、信息和認知等會聚技術日新月異,加之大數據、機器人與人工智能的熱潮,讓人覺得奇點真的就要臨近。據說,奇點臨近的鼓吹者庫茲韋爾每天都要吃一大把多種維生素,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趕上人類永生的頭班車。


            不論人類是否真的會從現在的肉身存在階段過渡到下一個更強大的生命體階段,所有相關的構想與爭議的前提是,科技正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地嵌入到人體之中。換言之,人與科技的合體正在使我們所處的科技時代呈現出人類深度科技化的態勢,而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技術使人類肢體與感官能力實現人工增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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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反轉眼鏡到“第三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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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人類增強,很容易想起二郎神和孫悟空,他們一個長出了第三只眼,另一個火眼金睛。在神話故事和影視作品里,從哪吒、金剛葫蘆娃到超人、蝙蝠俠和機械戰警,人們一再表達了超越人類的愿望。那怎么獲得這種超能力呢?對于那些既不是從石頭里蹦出來的,也不是用蓮藕和蓮花擺出來的凡夫俗子,唯一的辦法就是對自己的身體下手。當然,在對自己的身體直接下手之前,人們早就開始通過服用各種天然或煉制的藥物提升自己的能力,從各種致幻劑到確保有毒的丹藥,無數浪子權貴前赴后繼,心甘情愿地做了醫藥和化學的活體實驗品。

             

            對自己的身體下手,首先要敢于拿自己來做實驗。1897年,美國心理學家斯特拉頓曾經做過一個視覺空間定向實驗,后來被稱作斯特拉頓實驗(Stratton’s experiment)。在實驗中,斯特拉頓將自己當作試驗對象,就是所謂的被試。他用東西蒙住自己的左眼,右眼則戴上倒視逆轉眼鏡。在這種安裝了棱鏡的特殊的眼鏡中,物體原來在視網膜上形成的倒立和左右反轉的像再次發生了反轉,變成與原物一樣的正立的像。這樣一來,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是上下顛倒、左右反轉的,不僅與原來的視覺經驗產生嚴重沖突,而且通過聽覺判斷的聲源方向也總是與視覺看到的聲源方向正好相反。經過了8天練習之后,他的視覺才逐漸跟聽覺、觸覺和運動感知相協調。到21天的時候,基本適應了這種反轉的空間關系,也行動自如了。而他取掉反轉眼鏡后,又花了一段時間才重新適應正常的視覺空間環境。

             

            通過拿自己做實驗,人們就可以探索身體的機理和功能,而邁出這一步之后,用技術改造人的身體、增強人的能力,就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多年來,出生于塞浦路斯的澳大利亞表演藝術家史特拉克(Stelarc),一直通過改造身體的表演展示用技術實現人類增強的無限可能。早在1980年代,他就以早稻田大學研制的機械臂為原型,請人在他的右臂上半永久性地安裝了第三只手,公開展示了三只手一起寫字之類的人機協同表演。面對網絡時代的來臨,這位以極端表演著稱的藝術家忽發奇想,希望在手臂上植入第三只耳朵,將他的感官連接到互聯網。為此,他花了10年時間,才找到同意這個超人類身體改造方案的外科醫生。不論這類嘗試是否成功,在這些前衛的思想和行動背后的主題曲非常清楚,那就是:人類可以將自身作為技術試驗的對象,不斷突破技術與人類的界限,使技術從人所使用的外在工具,轉變成嵌入身體之中的內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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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向披靡的解放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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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以哈貝馬斯和福山等人文學者為代表的生物保守派主張,為了保護人的自然本性,應對人類增強技術有所限制。但他們所面對的深度科技化時代前所未有的挑戰則是不爭的事實。不論是生物技術還是神經科學以及與之相關的數字與信息技術,它們不斷地揭示生命奧秘的目標絕不是編纂一部亞里士多德式的人體百科全書。當所有關于生命過程的數據通過技術呈現出來的時候,有關生物技術和神經科學是應該僅僅用于治療還是也可以用于增強的爭議,很可能只是紙面上的兵棋推演。如果說傳統技術主要是向大自然學習和模仿大自然的話,科技時代的技術則日益與科學互為前提與條件,兩者相互融合并在整個社會拓展為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而這種技術化科學正在成為聯結生命體與非生命體的橋梁,呈現出用技術再造生命的藍圖。

             

            于史特拉克等后人類主義或超人類主義者來說,不論是人的身體還是人類物種并不具有某種絕對的本性。從人類數百萬年的進化過程可以看到,人們一直在通過技術的運用重新定義自己。就像我們的拇指,蘇東坡在西湖邊欣賞王弗奏琴之時,大概不會想到今人刷微信的場景。在庫茲韋爾之類的技術烏托邦主義者看來,人的身體在生物學上是不足的。因此,不論是將身體當作科學研究還是技術實驗的對象,不再僅僅意味著探究正常的生物機制和功能,而是發現身體的局限性和探尋用技術重新定義人類的可行性。直白的講,人類增強首先不是一種技術,而是一種觀念。這種觀念就是,人的身體也好,自然本性也罷,從原初開始就是過時的。實際上,與其說是技術導致了人一生下來就是“過時的人”和擁有“過時的身體”的命運,不如說人的自然本性的不斷變化與生成,恰恰是由人類的意識所不斷強化的宿命所在。一言以蔽之,人的意義在于不斷被重新定義。

             

            同時,技術自由主義者也從人是“他自己、他的身體和精神的唯一支配者”的密爾式的頑固立場出發,主張人的自主權利意味著每個人可以對增強技術做出自己的選擇。在這些選擇中,既可以是否定性的,也可以將其作為拓展個人發展潛力的可能性,而這可視為自由社會應該賦予給每個人的權利和能力。由此,在了解某種增強技術帶來的益處和與之相伴的風險或副作用的情況下,個人可以自愿選擇用技術增強身體和能力,并接受相應的后果、承擔相應的責任。當然,技術自由主義者在原則上也會指出,如果這一選擇涉及影響第三方利益的倫理、法律和社會方面的問題,也應對其加以必要的規制。

             

            但對于那些新技術的狂熱追逐者而言,科技附體不僅是本世紀人類進化的必然趨勢,而且反對者對技術的副作用與倫理問題的顧慮似乎都是小題大做。本世紀之初,掃地機器人的發明者、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羅德尼.布魯克斯曾經預言:盡管我們在過去50年中一直都要依靠機器,但我們要在新千年的第一個階段,讓機器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茖W作家、技術自由主義者羅納德.貝利(Ronald Bailey)則直言不諱地講,對于人類來說,沒有什么比努力擺脫生物的束縛更加自然的了。

             

            在《解放生物學》一書中,貝利頗為篤定的指出:毋庸置疑,21世紀將在理解人體機制和發展生物技術方面取得空前的進步,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可以期待生物學和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各種科幻小說中的場景會在不遙遠的將來實現:人類的平均壽命可能躍增20到40年,各種藥物和療法將用于增強身體和記憶,人們會思考得越來越快,孩子將擁有更強的免疫系統、聰明得無以復加,人類的永生也會向我們招手。讓他頗不以為然的是,那些生物技術的反對者卻在組織各種政治運動,旨在限制科學研究,禁止各種產品和技術的開發和商業化,讓公民無法獲得生物技術革命的成果,尤其是生物倫理學家們所主張的家長式的監管武斷地剝奪了新技術賦予公眾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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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肉機器將如何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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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成為命運的主宰,人類一直在尋求與各種強大的“他者”融為一體,從薩滿崇拜到人工智能,而技術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謀求與之融為一體的“他者”。自科技將其探究的的目光投向人自身的那一刻起,就意味著生命的過程被視為某種機制,人類自我也隨之成為人肉機器。在完成了這個存在論的格式塔轉換之后,“自我”與“機器”彼此界限消弭和難分彼此,而人通過自我定義演化為非人,似乎就成為某種命定的趨勢了。

             

            面對人類與科技合體的趨勢,當然應該展開相應的價值反思和倫理的審度。但在此之前,不妨了解一下技術自由主義、后人類主義以及超人類主義等支持這一趨勢的理由。以貝利為例,他之所以贊賞技術自由主義,是因為在他看來,無論是自然還是人的自然狀態本身對人類的生存所持的其實是一種冷漠的態度,從自然災害到人的衰老,天地萬物對人類的生存與幸福其實毫不關心。面對這種冷漠,個人應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自由地最大化自己的選擇,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依賴。同時,有些人可能不想參與增強性的改善和對永生的追求,另一些人則會擔心人人長壽的未來可能出現糟糕的社會后果,無論如何,他們也可以主動做出自己的選擇。

             

            不難看到,人類增強的支持者的基本出發點要么是總體性的人類進化選擇,要么是基于個人權利的自主選擇。由于其前提是將人與機器、人與人分離開來思考,而且相關的討論也多為概觀性的而很少涉及具體的場景。因此,面對人肉機器應該如何生長這一問題,可以更多地從其所在的社會情境和具體應用場景切入。

             

            首先,鑒于人類增強技術的開放性與多義性,而且很多技術還停留在概念階段,相關的倫理討論應該以營造倫理商談的基礎為前提,才能使之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據此,可以將神創論與進化論、治療與增強等基于立場的議題放在一邊,轉而從兩個最基本的方面尋求展開價值對話與達成倫理共識的可能。一方面,應該堅持所有人都會支持的不傷害原則,即人類增強技術不應該傷害到其所介入的人。另一方面,應從權利與責任的反思平衡出發,尋求人類增強技術應用的公正之道,在尊重每個人的權利的同時使其與他人的可比權益形成必要的均衡。

             

            其次,應該走出抽象的倫理爭論,進入到具體場景中尋求技術應用的實踐智慧。例如,將來可以通過大腦植入物幫助人不用上任何外語課就能學會非母語語言。也許,你對于不需要學習過程而學會某種技能這種好事兒倍感興奮,但你是否想過,通過信息存儲讓人擁有記憶這一過程本身,會不會在增強記憶力的同時,損害到你的學習能力。又如,有些神經增強技術可以幫助人們主動遺忘某些不愿意記住的經歷。但當某人不再能夠回憶起他或她所經歷的事情時,是不是也削弱了從記憶中獲得道德教訓的能力。例如,對受到傷害的人而言,抹去某些痛苦的經歷,會不會使其失去了學會寬容與諒解的機會。而對那些傷害到他人的人來講,特定記憶的擦除無疑也不利于其從自身的惡行中產生悔過自新的體驗。還有,如果將來人類的記憶主要依賴植入大腦中的數字記憶體,是不是意味著對精神隱私的削弱。比方說,因為偶然的原因你成為某個暴力犯罪場景的唯一見證者,盡管增強技術可以刪除這些記憶,但在這個案件得到偵破和審判之前,你是否有義務保留這些讓你心驚肉跳的恐怖記憶?

             

            最后,其實我們也用不著急著尋求答案,很多問題的解決可以留待未來。正如超人類主義哲學家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所言,我們作為人而改變,不是因為我們對我們是什么而未感到幸福,而是因為我們想變得更好。展望人肉機器的未來之路,將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正如人類過往所展示的那樣,人們在不斷地用技術重新定義自身的同時,也在更新他們的價值觀和智慧。

            個人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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